• 标题
  • 内容
  • 简介
  • 最新资讯
    当前位置:主页 > 最新资讯 >
    非才子的徐志摩
    发布:佚名  字号:正常   阅读:  发布日期:2021-06-20 18:32

      韩石山

      这题名不是我想出的,是模仿叶公超的。1936年鲁迅去世后,作为非同一营垒的文化人,叶公超写了篇文章,叫《非战士的鲁迅》,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表示了相当高的敬意。

      于是便想起了叶公超写鲁迅的这个题名,于是便想说说非才子的徐志摩。

      现代作家中,最难定义的怕要数徐志摩了。

      大多数作家,革命还是反动,进步还是落后,一目大致了然,两目即可定谳,徐志摩就不同了,你就是从头看到脚,再从脚看到头,看上三遍也难下个简单的判断。过去说他怎样的反动,看着先就不像。1931年就死了,他反谁的动?想来下此判辞者,根据或许是,曾与鲁迅交恶,与胡适又走得太近。现在人们的视野开阔了,胸襟也开阔了,知道人与人的交往,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,绝不是一根红线或是一根黑线就可以划出楚河汉界。以某一个人的好恶而定许多人的向背,通达与偃蹇,没有不荒腔走板,贻笑大方的。

      事实上,徐志摩多么反动这个概念,普通读者几乎从没有接受过,更没有宾服过。太和气,也太俊逸,不像个“横眉冷目”的革命家是真的,但你能说不是革命家就是反动派?几分顽皮,几分随意,那么才气,还那么福气,该是普遍的认同。女人喜欢他的风流倜傥,男人喜欢他的倜傥风流。要说男女间有什么区别,或许女人为同类考虑,会生些不该如此轻薄的遗憾,男人为自己思量,会生些风光何必一人占尽的怨怼。

      对徐志摩的评价与研究,千万别硬套什么高深的教条,最切实的做法该是,由情理二字入手,作一步深似一步的推勘,渐趋渐深,总会抵其堂奥。

      徐志摩自己,在情与理上都有提纲挈领的话。情上说过,“我一生的周折,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。”(徐志摩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)理上说过,“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;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。”(徐志摩《猛虎集·序》)。情上的线索大致清晰了,且将理上的线索也大致理顺。

      Hamilton,通译汉密尔顿(1755-1804),美国政治家,华盛顿时代的财政部长。对这句话,不知别人如何理解,我自己先前的理解几乎全错了。因为汉氏做过财政部长,就以为徐志摩的这一理想,不过是对父亲要他进入金融界的期许的一种延展:进入金融界,最终做到财政部长。就好像普通人家的孩子,父亲要他当官,他要当大官一样。细细品味,两句之间的关系非“递进一层”的意思,乃“我则反是”的意思。财政部长只是汉密尔顿的一个职务,他一生的功业要显赫得多,当过军事指挥官,当过律师,写过《论魁北克法案》等重要著作,创办过《纽约晚邮报》。是华盛顿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,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重要作用。也是一位雄心勃勃、目标明确、不避艰辛的实干家。他的一切努力与建树,都有个终极的目的,就是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和众国。

      循着这个思路,再看徐志摩一生的行事,他的学业,他的功绩,甚至他的为人作派,一下子就是另一种声光,另一副色彩,另一重境界了。

      1915至1918年,两度进出北京大学,学的都是法学。此后赴美留学,先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,获学士学位,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,获硕士学位,毕业论文为《论中国妇女的地位》。1920年赴英留学,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(中国好些学者都出自此翁门下),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,修的是经济学且参加了当时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。他们那一茬留学生中,有他这样全面的政治经济学训练的实在不多。留美期间,甚至有人称他为“鲍雪微克”——布尔什维克。

      历史似乎着意安排这位年轻人,在1922年回到国内,注定要有一番大的作为。此前,中国的文化界,已形成了两个影响巨大的文化团体,一个是以本土作家学者和老留日学生为主建立的文学研究会,一个是以新一茬留日学生为主建立的创造社,而在西风东渐的中国,竟然没有一个欧美留学生为主的文化团体,岂能开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?几乎是不经意间,徐志摩便以泰戈尔文化为契机,在北京成立了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新文化团体——新月社。两三年之后,风云际会,移师上海,啸聚同志,成立了声名赫赫的新月书店,出版以“尊严与健康”为宗旨的《新月》杂志,很快便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“新月派”。

      对徐志摩的实干精神,叶公超有这样的记述:

      他是难得的一个永不败兴的人。无论作什么事体,他的兴致总比别人来得高些……组织新月社,编辑晨报副刊,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。这团体的事,志摩,他是不辞劳苦的。大家都不愿干的事,总是推到他头上去,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,去敲上锣鼓再说。(叶公超《志摩的风趣》)

      这劲头,是不是有点汉密尔顿的味儿?

      创业的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,恰似作战的东拼西杀、戎马倥偬,纵然如此紧迫操劳,又几乎是不经意间,他结束了自己的婚变,完成了新一轮的婚姻。常人有此公私两桩大事,不是焦头烂额,也必定无暇旁顾,而徐志摩竟能在公私不废的前提下,三拳两脚,几个腾挪,再回过身来时,已然是一副中国最著名诗人的面目。以新诗之稚嫩,能在广为传唱的层面上与旧诗媲美的,几十年来,怕还要首推此人。好多人只能是一首或两句,而他则是一首之后还有二首,二首之后还有三首、四首。当年“诗哲”的称誉,时人及稍后的后人,多以为是嘲讽,再后的后人,怕会认为不过是个也还恰当的实指。

      先前,我也一直视志摩为诗人,直到上世纪最后几年写《徐志摩传》时,翻检资料,方始发现,作为一代文学名家,他在散文写作上的成就,要高于他的诗歌。退一步,即便认为两者在艺术上不分轩轾,而诗作更多地体现了他的感情,散文则更多地体现了他的思想,当此时际,也应当推崇他的散文作品。

      说了他的学业与功绩,按说该下个结论了。对许多小德逾闲的文人来说,或许是最好的规避,然而,对徐志摩来说,则是一种严重的失察。无论是按之以当年的口碑,还是证之以过后的追忆,几乎可以肯定地说,徐志摩最为可贵的乃是他人格的魅力。

      陈西滢是志摩的好朋友,他说,“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。他是我们连索,他的粘着性的,发酵性的,在这七八年中,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,吵了不少的架,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。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,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,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。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,他总是朋友中间的‘连索’。他从没有疑心,他从不会妒忌。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,又十分羡慕。”(转引自胡适《追悼志摩》)

      周作人与徐志摩交往并不多,对他的印象却甚佳,说,“志摩这人很可爱,他有他的主张,有他的派路,或者也有他的小毛病,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,令人觉得可亲近,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,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,引起一种好感,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小黑痣,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,只令人微笑点头,并没有嫌憎之感。”(周作人《志摩纪念》)

      如果排除了徐志摩才子的一面,那就应当承认,无论功业还是人品,徐志摩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。我们过去对他的功业与人品方面的关注,实在是太少了。(文章来源:文汇报)